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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北自制煙花非遺傳承人二審獲刑

呂佳臻 
 
        2017年12月29日上午,河北省“五道古火會”非物質文化遺產傳承人楊風申涉嫌非法制造爆炸物罪一案二審宣判,石家莊市中級人民法院在趙縣人民法院宣判楊風申犯非法制造爆炸物罪,但考慮到楊風申作為非遺傳承人,其制造煙火藥的目的是為了履行法定傳承義務,也沒有造成實際危害后果,且犯罪時已年滿75周歲等情況 ,對其免于刑事處罰。

       2016年2月19日,楊風申因涉嫌非法制造爆炸物罪被趙縣公安局帶走,之后趙縣人民法院以非法制造爆炸物罪判處其有期徒刑四年零六個月。隨后,楊風申不服,提起上訴。2017年6月,該案二審后的《刑事裁定書》在中國裁判文書網上公布,但當事人并不知情,也沒有收到該判決,一時引發輿論關注。

       經過數月的等待,該案于今日二審宣判。楊風申的兒子楊現強在2017年12月26日便告訴本刊記者,已經接到了法院通知,全家人希望二審能夠改判無罪。獲知二審仍獲刑的結果,楊現強表示,對判決結果不太滿意,可能考慮申訴。
早在2017年8月1日,本刊關注了包括河北的楊風申在內的三位非遺傳承人遭遇刑法后的命運,本刊今日特推出當時的封面報道,探討如何在法律框架下更好地傳承非遺項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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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爾祿(右)和兒子正在組裝木偶
 
         周爾祿和藥發木偶戲:從野蠻生長到遵守規則
 
  屋頂片片青瓦、承重木質房梁、門前的土路,昭示著這座雙層老式宅院的久遠年代。周爾祿在位于浙江省溫州市最南端的泰順縣大安鄉住了一輩子。如果算上跟隨父親學習的時間,今年73歲的周爾祿已與藥發木偶戲結緣60年,成為周氏藥發木偶戲第十代傳人。
 
  根據民俗學者的考證,宋代孟元老的筆記體散文《東京夢華錄》第五卷出現的“李外寧,藥發傀儡”佐證了藥發木偶戲起源于宋朝。“傀儡”即木偶,“李外寧”則是當時表演藥發木偶戲的佼佼者。
 
  周爾祿便是當代的“李外寧”。在周爾祿樸素的觀念里,傳承藥發木偶戲是一件簡單的事,無非是讓木偶在煙花的帶動下凌空舞動。然而,隨著時代的變遷,適應新規則成為他在傳承路上的一門必修課。
 
        野蠻生長的年代結束了
 
  打獵,是引發周爾祿關注火藥的最初動力。在他成長的年代,父輩們使用自制的火藥去打獵是一件稀松平常之事。這也開啟了他對火藥的認知之門。曾幾何時,年少的周爾祿找來竹子,從父親那里偷了火藥,將其裝進竹子空心處,做一把土槍去打鳥。結果,火力不夠,打鳥失敗。后來,他才知道偷來的火藥主要用于表演藥發木偶戲,其爆發力比打獵用火藥的力度小得多。
 
  這之后,父親準備藥發木偶戲表演時,周爾祿都會在旁邊幫忙。他從十二三歲開始學習這項技藝到,18歲時,便可完成表演藥發木偶戲的整套工序。藥發木偶戲的關鍵在于“藥”,也就是火藥。這讓它與泰順縣當地的提線木偶戲、布袋木偶戲、肉傀儡區別開來。在傳統技藝中,制作火藥是其中的一個重要步驟。
 
  1997年,53歲的周爾祿接到一份特別的邀約。為了慶祝香港回歸祖國,當地政府發現他會表演藥發木偶戲,便邀約他出面表演。周爾祿欣然答應。在過去,每逢當地祭祀或者廟會,周家一般都會接到邀約。當時,人們認為這項技能與燒瓦片、種水稻沒有太大區別,都是貼補家用的一種方式。“不能都靠它,靠不住的。”回憶起父親表演藥發木偶戲時的境遇,周爾祿對記者感慨道。
 
  為了這次活動,周爾祿按部就班地開展準備工作,先制作火藥,后組裝木偶。他將制作火藥的基本原料按照一定的比例放在一起,加入適量水后以捶打方式讓它們充分混合;之后,再將其放在一張透氣性較好的紙上晾曬。接下來的工序須特別小心,因為這時的火藥已經沒有水分,一丁點兒火星都能將其引燃。周爾祿將水分蒸發后的火藥放入碾藥鍋,進一步將其碾細。最后,研磨好的火藥經過篩子過濾后,便是不含雜質的火藥成品。由這些火藥制作而成的火藥線,將在藥發木偶戲表演中起到穿針引線的推動作用。
 
  表演藥發木偶戲的主要工具是一根十多米長的空心老竹桿,火藥線便藏在這根竹桿里,而固定在竹子外面的則是一層又一層的木偶盒、花炮。組裝完畢后,竹桿聳立在空地上,像一棵筆直的樹,因而被稱為“一樹藥發木偶”。
 
  舉辦香港回歸慶祝活動那天,周爾祿準備表演三樹藥發木偶。但當他表演完其中一樹時,公安部門以安全為由要求他將剩下的兩樹就地燒掉。最后,在政府相關部門的堅持下,其他兩樹的表演才得以順利完成。
 
  “第二天,公安部門的工作人員來到我家,打毀了工具,不讓我做了,那我就不做了。”周爾祿接受記者采訪時說道。這意味著藥發木偶戲野蠻生長的年代結束了。
 
        傳統技藝與現代法律相撞
 
  “我是一名共產黨員,擔任過村主任、村支書,怎么可能做犯法的事呢?”周爾祿并不避諱自己在2008年被關進看守所的經歷。但他用“心里很苦的”形容當時自己被關7天的經歷。
 
  1997年之后,在長達8年的時間里,周爾祿沒有表演藥發木偶戲。2005年,當地文化部門經過考證發現,藥發木偶戲正是從宋朝流傳下來的“瓊花木偶”,原以為早已失傳,但沒想到浙江省泰順縣有人傳承了祖上的這項技藝。
 
  于是,在這座青山綠水環繞的小城,周爾祿再次被發現。當地文化部門特意讓他表演一次藥發木偶戲,打算將制作、表演過程拍成視頻帶到北京申報國家級非物質文化遺產項目。他心理想,既然是政府部門牽頭讓他表演,便不會存在問題。周爾祿放心地重拾曾經的技藝。
 
  2006年,泰順藥發木偶戲被國務院批準為第一批國家級非物質文化遺產項目;2007年9月,周爾祿被批準確定為浙江省非物質文化遺產傳承人;2008年,國家文化部確定周爾祿為國家級非物質文化遺產項目泰順藥發木偶戲代表性傳承人。
 
  然而,就在2008年5月初,當地派出所查扣了周爾祿用于表演藥發木偶戲的火藥;5月29日,因涉嫌非法制造爆炸物,當地公安局又將周爾祿刑事拘留。
 
  2005年左右,泰順縣成立了由文化部門、公安部門、法律部門工作人員組成的文化遺產保護領導小組,縣委書記擔任組長,縣長擔任副組長。周爾祿被刑事拘留后,為了讓他早日出來,該領導小組多次召開協調會。7天后,周爾祿得以取保候審。
 
  “免予刑事處罰”是法院對周爾祿最后的判決。周爾祿認為這意味著自己無罪。順利回家后,縣領導還親自到家里安慰他,為他受委屈而感到難過,但也強調應該遵守法律。
 
        制定規范保護非遺項目
 
  聽說周爾祿被刑拘,泰順縣非物質文化遺產保護中心(以下簡稱非遺保護中心)主任季海波也很著急,他天天奔波于看守所和公安局之間。季海波的父親季桂芳生前是一名高級工藝美術師,也是國家級非物質文化遺產項目的代表性傳承人,而季海波本人也傳承了父親制作木偶的技藝。這些都能讓季海波設身處地地站在傳承人的角度考慮問題。
 
  在季海波看來,非遺項目的保護工作是政府主導,而非個人行為。傳承人因其所掌握的技藝或保存的資料具有代表性或影響力而應受到保護。在他們傳承非遺的過程中,政府應該盡力為其提供幫助。
 
  “面對傳統技藝與現代法律的碰撞,確保文化部門與其他各部門的聯動性才是避免今后再次出現類似問題的關鍵。只要大家坐下來商討,總能想出解決辦法,找到一個令各方滿意的均衡點。”季海波在接受記者采訪時說。
 
  這一均衡點適用到藥發木偶戲身上,便是減少使用傳統技藝制作火藥的次數。這樣做,一方面可避免傳承人在制作火藥過程中可能出現的安全隱患,另一方面可減輕各個部門面臨的工作壓力。
 
  經各方協商決定,從2008年開始,表演藥發木偶戲須按以下規范進行:傳承人接到表演邀約后告知非遺保護中心;非遺保護中心的工作人員通過正式函件告知公安部門,某位傳承人將于某年某月某日表演藥發木偶戲,需要采購煙花爆竹用于藥發木偶戲的準備工作;公安部門批準后,傳承人拿著非遺保護中心開具的介紹信到公安部門指定的銷售點購買所需要的煙花或火藥。這種規范的做法既有利于藥發木偶戲的傳承,又符合法律規定。
 
  2017年8月初,周爾祿的老房子將被拆除,一座兩層建筑的藥發木偶戲工作室將在原地成立,用于展示藥發木偶戲的制作道具、圖片留存等。離周爾祿家不遠處,藥發木偶戲傳習所已經完成選址,未來將融入當地的景區建設。
 
  在法律的保護下,國家級非物質文化遺產傳承人周爾祿將在其晚年為藥發木偶戲的傳承做出新的貢獻。
 
楊風申和李炳福:被判刑的非遺傳承人
 
  周爾祿被判處免予刑事處罰一年后,在相隔千里的河南省項城市上蔡縣,一位名叫李炳福的民間藝人遭遇了類似指控;2016年元宵節前夕,當周爾祿一家忙著為表演藥發木偶戲而作準備時,同樣為傳承當地非遺項目作準備的河北省趙縣人楊風申因涉嫌非法制造爆炸物罪被刑事拘留。
 
  三位來自不同地區的非遺傳承人,均因在使用傳統技藝的過程中制造火藥而觸犯《刑法》。由于身處社會環境的不同,他們與法律碰撞后的結局也大不相同,而他們各自所傳承的技藝也將面臨各自不同的命運。
 
        非遺傳承人楊風申因古火會獲刑
 
  2017年7月5日中午,79歲的楊風申守在自家電視機前觀看前幾天中央電視臺對自己的采訪。坐在一旁的楊風申的女兒楊瑞肖看到有利于父親的說法時,便會默念一遍,并迅速將重要內容記在紙上。作為省級非遺項目趙縣古火會代表性傳承人,楊風申不是第一次受到媒體關注,但他因被判刑而上中央電視臺還是頭一回。
 
  2016年2月19日,農歷正月十二,住在趙縣趙州鎮南楊家莊村的楊風申正在為三天后的元宵節古火會制作梨花瓶(煙花名稱)。此前,他接到通知稱,元宵節當天會有電視臺前來拍攝,這一年的古火會也將比往年熱鬧。
 
  趙縣古火會是一種鄉間廟會,起源于漢代,廟會從正月十五下午開始一直延續到深夜。根據河北省趙縣廣播電視臺臺長趙志勇的考證,隨著世事變遷,昔日遍布城鄉的廟會大都消失在歷史長河中,只有南楊家莊村的五道古火會被一代又一代鄉親保留了下來。
 
  趕廟會的人除了到廟里祭拜諸神,另一項重要活動就是觀看焰火。該廟會的組織機構叫火會,設有會頭和會員。1996年,前任會頭杜老命去世后,楊風申接任成為新一任會頭。如今,位于村里的五道古火廟是楊風申組織村民修建的,并于2006年重塑了神像。
 
  2011年,五道古火會被列入河北省非物質文化遺產名錄。2012年,楊風申成為市級非物質文化遺產項目代表性傳承人;2013年,他又成為省級非物質文化遺產項目代表性傳承人。這帶給楊風申很多榮光,卻也讓他遭到了舉報。
 
  2016年2月19日,趙縣公安局查獲了楊風申用于制造梨花瓶的煙火藥15千克、成品梨花瓶200個。而兩天前,他剛簽署了兩份文件——《保證書》《告知書》。這兩份文件均要求楊風申按照《大型群眾性活動安全條例》和《煙花爆竹安全管理重條例》舉行廟會和焰火晚會。楊風申在接受記者采訪時稱,他不識字,簽署文件時并不知道其具體內容是什么。
 
  《告知書》的落款處除了有楊風申的簽名,還有趙縣公安局城區分局負責人劉素平的簽名。當記者致電劉素平詢問確保五道古火會安全開展的流程時,他以不便回答拒絕了記者的采訪。
 
  楊風申覺得自己并沒有犯法。按照當地組織古火會的習慣,他每年都會利用木炭、硫磺、硝土等原材料配制煙花藥,將其裝進紙筒后用黏土封好,最后制成梨花瓶,即一種直徑約7厘米、高約15厘米的紙筒狀煙花。
 
  2016年12月25日,河北省趙縣人民檢察院認為楊風申的行為觸犯了《刑法》,應當以非法制造爆炸物罪追究其刑事責任。2017年4月20日,河北省趙縣人民法院判決楊風申犯有非法制造爆炸物罪,判處其有期徒刑四年零六個月。楊風申不服,提起上訴。
 
  2017年6月29日,楊風申的兒子楊現坡從父親的代理律師楊昱處得知,該案二審后的《刑事裁定書》已經在中國裁判文書網上公布了。但之前其家人并不知曉,也沒收到該份判決。本刊記者于2017年7月12日查閱中國裁決文書網時,該《刑事裁定書》已被撤掉。根據楊昱提供的網絡截圖,河北省石家莊市中級人民法院出具的這份《刑事裁定書》駁回了楊風申的上訴,維持原判。
 
  面對楊風申獲刑罪的現狀,趙縣文化館館長、非遺保護中心主任張金禮在接受記者采訪時表示,很同情楊風申老人的遭遇,出現這樣的結果他感到無奈,出事后他曾與公安部門溝通過,但法律方面的事情他并不清楚,因而覺得無能為力。但他相信此事發生后,相關規范會逐步建立。
 
        非遺傳承人李炳福因官會響鑼入獄
 
  河南省上蔡縣68歲的民間藝人李炳福聽不懂普通話,面對外來人的詢問,他常常要借助孩子的力量。但作為一名民間藝人,其技藝卻毫不遜色,他的師傅李文模曾于2008年被評為省級非遺項目官會響鑼的代表性傳承人,他本人后來也成為該項目的市級傳承人。
 
  根據研究人員的考證,官會響鑼,又稱官會槍鑼,是流行于豫東平原尤其是農村地區的一項民俗。到目前為止,此項民俗是全國發現的唯一一個以鑼為道具的舞蹈形式,填補了我國舞蹈文化中缺少鑼舞的空白。
 
  槍鑼中的“槍”,指一種三眼槍。在當地的婚嫁儀式中,娶親的整個過程需要槍與鑼的配合。迎娶新娘時,隨著三聲槍響,鑼手們便分列兩道,敲打七點鑼或九點鑼。當迎親隊伍走到男方家村口時,鑼手們坐上婚車前往女方家。到了女方家村口后,鑼手們再次敲鑼。村里人聽到“哐哐”的鑼聲時,便知曉迎親隊伍到來,街坊、親友便出來迎接。迎親隊伍接上新娘到達男方村口時,再次放槍鳴鑼,這意味著新娘要進婆家。在這個過程中,槍與鑼掌控著整個儀式的進程。
 
  在官會響鑼中,李炳福擅長放槍,槍中的火藥是他自制的。2009年3月1日,上蔡縣公安局在李炳福家中搜出7.6公斤黑火藥,加上此前他賣給別人的75公斤黑火藥,共計82.6公斤黑火藥。最終,李炳福被駐馬店市中級人民法院認定犯非法制造、買賣爆炸物罪,被判處有期徒刑進入河南省周口監獄服刑。
 
  “三眼槍在官會響鑼中起著鳴鑼開道的作用。但相關部門對槍和火藥的管理日益嚴格,在后來的表演中,便不再使用三眼槍了。”官會響鑼的另一名代表性傳承人王金亮在接受記者采訪時說。
 
        受影響的非遺項目和迷茫的非遺傳承人
 
  楊風申被抓的那天下午,他的侄子楊廣慶正好在現場,兩人一起被關進了看守所。制作梨花瓶的場地就在楊廣慶家隔壁,是村民楊廣偉家的一處廢棄院落。接受記者采訪當天,負責保管鑰匙的楊廣慶推開破舊的圍欄木門,穿過種植大片向日葵的院落,打開了專門用于制作梨花瓶的一間舊屋,大約500多個制作梨花瓶的紙筒堆放在墻角,簡易秤、麻袋等工具隨意放在屋子的空地上。
 
  在看守所的19天里,楊廣慶一邊勞動,一邊下定決心再也不做梨花瓶了。他是一名廚師,經常在外地打工,本打算過年回家接楊風申的班,承擔起會頭的責任。遭遇此事后,他很迷茫,在家隨時待命。
 
  受影響的不止是楊廣慶,五道古火會的煙花燃放環節已連續兩年被取消。一位村民在接受記者采訪時說:“過去的梨花瓶真好看,現在的年味淡了,沒有梨花瓶,又會怎樣呢?”
 
  身為官會響鑼傳承人之一,王金亮也在目睹傳統技藝的衰落,包括三眼槍的消失。他介紹,當地官會響鑼表演隊有50人左右,不僅表演本身無法帶來經濟收入,大家都是義務為鄉親們表演,而且有時這種表演還會被視為“下九流”。如果遇到與法律產生沖撞的情形,除非有國家的支持,否則,誰還會再站出來承擔責任呢?
 
法律撞擊下的非遺,路在何方?
 
  過去近百年間,傳統與現代交織的命題始終出現在研究者案頭,法律如何影響傳統或如何構建現代一直是研究者關注的命題。浙江的周爾祿、河北的楊風申、河南的李炳福,三位農民掌握的非遺技藝與現代法律產生沖撞之事件,折射出傳統文化融入現代社會所面臨的問題。妥善解決這些問題,一方面考驗著主政者的智慧,另一方面也將拓寬非物質文化遺產的發展道路。
 
  為了深入探討這些問題,本刊記者采訪了文化部直屬藝術科研機構中國藝術研究院研究員鄭雷和中國人民大學文化遺產法研究所所長王云霞,以期從文化和法律的角度為讀者提供新的解讀。
 
        傳統文化須適應現代秩序
 
  記者:從保護非遺項目角度看,傳承人自制火藥是否值得保留?
 
  鄭雷:這個問題不能只從火藥的角度看。非遺是一個整體概念,組成部分相互聯系,不能人為地將其割裂。過多的人為干涉會在無意中毀滅一些本有價值的東西。因此,作為一個整體概念,不能單說火藥是否值得保護。只要我們整體認定某一個非遺項目是中華民族傳統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就有必要對其加以保護和傳承。
 
  記者:我國法律規定個人不能自制火藥,而非遺項目的傳承則需要保留火藥。應該如何看待這種沖突?
 
  鄭雷:從本質上講,這種沖突是由時代變遷所導致的。非物質文化遺產基本上產生于農耕時代,現在出現的很多問題在過去并不存在。這一方面說明非遺項目本身有所變化;另一方面,現在的法律是根據當下的情況制定的。因此,產生沖突是很正常的現象。具體到三位傳承人的遭遇,則是《非物質文化遺產保護法》(以下簡稱《非遺法》)與其他部門的法律如何協調的問題。過去,一些程序沒有寫進法律,主要通過鄉約或者民約予以約定;現在,國家對傳統文化進行立法保護,使其上升到了法律的高度。因此,我們要學會從法律角度思考如何保護非遺。這也是傳統文化對現代秩序的一種適應。
 
  記者:從非遺項目的價值角度看,應該如何平衡保留傳統與適應現代之間的關系?
 
  鄭雷:第一,我們應該遵循“先保護再做價值判斷”的原則。非遺的種類多、項目豐富,其價值處于不斷的變動之中。有的項目可能現在沒有實用價值,但在后續的發展過程中其實用價值會被再次激活。
 
  第二,盡量減少人為因素的干擾。在一代又一代的傳承過程中,非遺項目本身也在變化,有的屬于自然流變,有的卻來自于人為干擾。我們應該盡可能避免傳承項目與法律的直接沖撞。
 
  記者:有人認為,應該給予非遺傳承人制作火藥的特殊憑證,從而讓傳承人有法可依。您覺得這種做法是否可取?
 
  鄭雷:恐怕也不能這樣做,主要應該依靠有關部門的統管。當傳承人在傳承技藝的過程中觸犯法律時,政府的非遺部門應與其他部門進行協調以商討解決辦法,而不是放任事情走向極端。此外,一旦傳承人出現法律問題,有時會直接危及非遺項目的傳承,畢竟有些項目的傳承人已經非常少,如果他們受到法律制裁,這一項目便失去了傳承人。
 
        執法者應靈活使用法律
 
  記者:就非遺傳承過程中使用火藥的問題,我國法律還沒有專門的規定,是否有必要將傳承非遺制作火藥的行為與私制火藥這兩者區別對待?
 
  王云霞:在趙縣古火會的傳承活動中,火藥是必須的材料。傳承人制作火藥是為了開展非遺活動,而非謀取私利或從事其他違法犯罪活動。“私制火藥”不是一個法定概念。如果你指的是非法制造爆炸物的話,我認為兩者之間有本質區別。
 
  從客觀上看,楊風申的行為確實違反了《民用爆炸物品安全管理條例》,未經公安機關和安監部門許可,將火藥等原材料用于制作古火會表演中的可燃性梨花瓶。但是,楊風申主觀上既無危害社會或他人安全的故意,也未產生危害社會的結果,不符合《刑法》中非法制造爆炸物品罪的構成要件。即便有些人認為非法制造爆炸物品罪是行為犯,只要客觀上實施了非法制造爆炸物的行為,就可以按照《刑法》對其進行定罪量刑,但法院對于楊風申的定罪量刑也有失公允。
 
  修改后的《最高人民法院關于審理非法制造、買賣、運輸槍支、彈藥、爆炸物等刑事案件具體應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解釋》第九條規定:“因筑路、建房、打井、整修宅基地和土地等正常生產、生活需要,以及因從事合法的生產經營活動而非法制造、買賣、運輸、郵寄、儲存爆炸物,數量達到本解釋第一條規定標準,沒有造成嚴重社會危害,并確有悔改表現的,可依法從輕處罰;情節輕微的,可以免除處罰。”這說明最高人民法院已經對《刑法》關于非法制造爆炸物品罪的立法精神做了切合實際的解讀。法院在定罪量刑時,不僅要考慮行為人是否實施了非法制造爆炸物的行為,而且要考慮該行為是否造成危害社會的后果以及行為人的悔改表現等情節。
 
  該解釋雖未明確界定傳承非遺項目是否屬于“正常生產生活需要”,但既然傳承非遺項目是我國的基本政策,并受到《非遺法》等一系列相關法律法規的保護,也是在各級政府文化主管部門的領導下合法開展的,司法機關就應該從立法精神出發全面考量傳承人行為的實質,正確、合理解讀國家的基本政策和相關法律,從而做到靈活適用法律,而非機械性執法。
 
  記者:《非遺法》從2011年6月開始施行,制作火藥的傳統技藝是否受到這部法律的保護?這與《刑法》不允許個人非法制作火藥是否沖突?
 
  王云霞:兩部法律的規定并不沖突,這個問題說明傳承人在開展傳承活動時,僅注意到《非遺法》是不夠的。作為非遺保護與傳承的基本法,《非遺法》保護和鼓勵一切合法的傳承活動,包括制作火藥在內的傳統技藝和民俗活動。但是,火藥屬于管制物品,非遺傳承人使用火藥必須嚴格遵守相關法律法規的規定,如《民用爆炸物品安全管理條例》和《刑法》的強制性規定。
 
  因此,傳承人要有足夠的法律意識,除了要學習《非遺法》《文物保護法》等法律的規定,也要學習相關領域的其他法律,在制作涉及火藥等違禁品、管制品用具時,該申報的要申報,該報備的要報備,做到程序上合法。
 
  記者:除了火藥,弓箭、弩的制作也面臨類似的處境,應該如何協調非遺保護與現行法律之間的沖突?
 
  王云霞:之所以會在實踐中出現類似情況,并不完全是因為法律法規之間的沖突,而是有關部門之間缺少良好的溝通和協調。公安部門、安監部門為了避免麻煩,不愿給涉及危險品、管制品的非遺傳承人發放許可證;而文化主管部門也可能沒有進行積極的溝通和協調,這使部分非遺傳承人進退兩難,想響應政府的號召積極開展傳承活動,卻無法拿到許可證,從而使正常的傳承活動反而變成非法活動了。
 
  解決這種困境,一方面需要細化法律法規的規定,使其更具有操作性;另一方面也需要相關部門之間建立有效的溝通機制,打破部門壁壘,共同解決非遺傳承中出現的難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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